复旦通识|我们的通识教育:关心人与社会的发

复旦通识|我们的通识教育:关心人与社会的发

时间:2020-02-12 16:00 作者:admin 点击:
阅读模式 【前言】 通识教育本质上是全人教育,因应不同的人生阶段,可以有不同的形态。不同于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通识教育着眼于健全人格的养成、知识视野的拓展以及可迁移能力的培养。无论是大学之前的基础教育、中等教育,还是大学之后的终身教育,都应该有通识教育的内涵。目前,通识教育的发展势头,正从大学下沉到中学,从大学扩展到社会。一种面向社会的通识教育并不是大学通识教育的简化版,它更应该踏准生命的节奏,在不同的人生阶段,给予更为成熟的德性教育、科学教育、文明教育与艺术教育,提供更敏锐的思维训练和更温厚的人格修养,从而建立起贯穿终身的学习能力。 从高校各类面向社会的“学习班”到知识类音频的火爆,社会大众对于通识教育有着极大的热忱,越来越多的人们希望了解他们职业以外的世界,获得事业成功的灵感,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生活,成为更好的公民。复旦大学经过13年的通识教育建设,积累和沉淀了丰厚的知识资源和精神财富,这些资源正以各种方式“溢出”校园,影响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复旦通识”顺势而为,努力让“溢出效应”发挥更大作用,推出面向社会的通识教育,因应社会主动学习的热潮。 “复旦通识”将走向社会,通过在线课程、通识讲座、媒体专栏、通识出版等渠道,探索和发展通识教育社会化的路径,并以此为平台展现中国大学对人的培养的思考以及通识教育建设的成功。同时,我们也希望通过社会的回应和反馈,进一步丰富通识教育的内涵,将中国大学通识教育提升到更高的水平,服务社会、服务人类。 ——孙向晨 教授(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主任、哲学学院院长) 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与“澎湃新闻·思想市场”合作,推出“复旦通识”系列,一方面探讨关于通识教育的相关话题,一方面借助复旦大学通识教育建设成果的“溢出”效应、做“通识教育社会化”的尝试。以上为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主任、哲学学院院长孙向晨教授为此一系列所作前言。以下为原复旦大学副校长蔡达峰论通识教育的文章。

复旦大学通识教育课堂现场。图片来源: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 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在欧美倡导了百余年,可谓高等教育理论中既经典又最具活力的部分。它有过各种观点、做法及争议,也面临着新挑战和变革,但它在人才培养上的作用得到了广泛认可。就像密西根大学原校长詹姆斯·杜德斯达博士所说:“尽管难以给通识教育下定义,它的实现也极具挑战性,但这难以捉摸的通识教育的目标可能依然是使学生为终身学习和变化的世界做好准备的最好途径。” 对于通识教育,我国高等教育的先驱们有过很好的见识和倡导。蔡元培先生提倡大学本科要“融通文理两科之界限”,梅贻琦认为大学教育应以“通识为本,专识为末”。但是,“极具挑战性的”实践和不断变化的环境影响了我国对欧美通识教育持续的关注和研究。 从洪堡思想、芝加哥大学等的自由教育运动,到《耶鲁报告》和哈佛的《红皮书》等,大概来说,通识教育是基于对人与社会本质的认识而提出的一种大学教育思想和培养策略。其核心命题是为什么样的社会培养一部分什么样的人。其基本要素包括人与社会、教育与大学、教学与课程等。其基本特征: 从大学以外的问题来思考大学使命,不以满足大学内部需要为目的;由专业知识和技能以外的问题来思考培养目标,不以满足职业界需要为目标。 通识教育给我们最基本的启示,是大学思考教育问题的动机与思路。我国的大学是否要推行通识教育,这是每个大学自己思考和选择的课题。很难想象我国的大学都推行或都不推行通识教育,但都应该满腔热情地去思考自身对社会的使命,进而确定自己的培养策略。 通识教育的理念告诉我们,“我们的通识教育”应该有我们今天自己的针对性,应该是指那些探索通识教育的大学希望建立的中国通识教育。尽管沿用通识教育之名,尽管大学教育是世界性的课题,但我们不以移植西方通识教育为目标,而是以思考和探索中国当代大学的使命为己任,即针对中国社会、传统、时代与国情,构建大学生培养策略。这种眼界和思路符合通识教育的特征,也免得我们在尚未探索之前就陷入枝节的教学事务或毫无原则的利益纷争之中,进而对通识教育产生似是而非的疑虑和反感。 一、关心人与社会的发展 通识教育的各种论点都有明确的背景和动机,即关注当代社会与人的发展问题。当然,对这些问题的认识,需要以哲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为基础,但教育学家、大学管理者与教师更应该有思考的热情。 通识教育,以尊重和满足人的本质需要、促进人的长远发展为出发点。在“大学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上,对通识教育的议论特别丰富,而它们的背后都有“为什么培养”的问题,有从哲学上说是自由人或完整的人,有从社会学上说是人性的守护者、未来社会的领导、文化与政治共同体的公民等。蔡元培先生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责任”。潘光旦先生认为“教育的理想是在发展整个的人格”。必须看到,诸如生命与生活、幸福与自由、个性与爱好、人格与尊严等话题,虚中有实,都是现实生活中永恒的精神支柱和发展动力。所以,教育必须引导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我们的大学生是否很快乐呢?或许他们承受着太多的压力,以至于顾不上自身的价值,忘却了生活的真谛,忽视了心灵的力量。或许他们把现实社会看得如此实际,以至于将自身的命运与财富的积累视为一体,放弃了信念,失去了理想。我们的大学生经历了什么呢?他们绝大部分来自呵护有加的独生子女家庭,他们都是应试教育的成功者,他们也都清楚地看到了就业的困难和财富的威力。他们特别渴望成功,也充满想象,但除了攻读学位以外,他们可以获取成功的途径很少,所以他们更容易遇到竞争的挫折和失败。如果他们特别经受不起失败和挫折,心灵的力量不能平衡现实的处境,那教育对他们还缺什么呢? 我们不禁要反思,我们的大学是否足够认真地研究着这些问题,是否足够真心诚意地关心着学生,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把人生的道理更好地告诉每个学生。如果缺乏对人生价值的领悟,他们何以珍惜未来,何以影响社会。 通识教育研究为社会培养什么人的问题,则自然要关心社会。社会是指相对独立、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群体及其关系。中国社会正发生着深刻的改革和变化,在市场经济的主导作用和财富吸引力不断增强的同时,人群之间的贫富差距、机会公平等问题也日益突出,社会面临着深层的矛盾和压力。为了构建一个和谐社会,大学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 通识教育的任务,就是要使得学生把握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复旦大学老校长李登辉在《我们所最需要的教育》中说过:“近代教育的思潮,是由个人与社会对抗的观念,进而至于个人与社会调和的观念。教育的最高目的,是要把个人潜伏的心能,尽量引导使之发展,以替社会谋福利。社会的进步,和个人的发展,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个人中最有价值而应启发的心能,亦就是在社会上高贵的德行。”个人发展与服务社会并不矛盾,任何专业的学生都可以在这里寻求最有价值的人生途径,而且唯此才是正道。社会应该给每个人以发挥才智的机会,但总不能充分。个人应该为社会奉献才智,但也未必可以充分。所以,大学应该告诉学生如何去寻求心能与德行的结合,使他们理解其中的道理,并成为这些道理的实践者、推行者和得益者。 要使学生能够理解这种道理,不是靠提供获利的计谋或就业单位,而是要激发他们理性的力量,培养坚持长远和全面地看待个人与社会的发展需要的能力。既为发展,就要永远追求将来,就不能看眼前和局部。通识教育的任务,就是让学生通过学术的熏陶养成科学和文明精神,从而具备理性的力量。 关心社会就要寻求全民共同的利益和价值,寻求社会命运之根本,也就是维护民族、国家、公众的利益,而这种利益集中体现在文化与传统上。通识教育关注历史文化与传统精神的当代处境问题,关注这些变化对人的影响,最终通过人才培养维护它们延续的需求。社会变化所伴随着的传统与历史学术的变化,反映了一个民族和国家对自身利益的态度和继承与创新的能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特别需要有这种态度和能力,大学及其学生要有这种历史责任感。 关心社会不仅在于实现个人价值,而是要寻求群体力量。大学培养的高层次人才,不仅指个人收入之高,而且指能够引领社会健康发展的骨干。他们无论从事何种职业,都能够带动和影响周围的人。通识教育的任务,就是要培养学生良好的集体意识和沟通能力,这与培养民族意识与政治交往能力是一样的道理。 要实现培养人的任务,大学需要对自身与社会的关系有理性的认识。我国的高等教育进入了大众化阶段,但这种伟大的进步揭示了其他的需求,如就业之难度及其对学位威信带来的影响,教学能力的不足及其对培养质量的影响。大学在备受青睐的同时,教育则被蒙上了交易的色彩;职业界在备受追捧的同时,社会则被误解为市场,并过分地主导着大学与学生。对此,大学应该感到焦虑和愧疚,因为大学对现实社会的问题负有责任。 大学不能自我贬值,无数优秀的中学生满怀升学的渴望,职业界自觉或不自觉地希望能够得到比现有从业者更优秀的人才。大学有充分的机会,它不仅可以适应社会,而且可以引领社会,这就需要大学超越自身局限,舍弃眼前的图谋,守护教育的理性,立足社会长远利益和学生整体素质提高的需要,承担神圣的使命,尽管它充满困难。 二、坚守教育本质和大学使命 通识教育的历史不是高等教育的历史,也不是大学的全部,它是维护教育本质和大学使命的一种努力,换言之,教育的本质会在办学中演变、淹没或异化。大学必须时刻反思自己在办学中对教育本质的把握,这犹如大学要告诉学生如何在现实生活中把握人生一样。教育启迪良智,教化民众,推进文明,教育具有永恒性、公益性和前瞻性,大学可以有不同定位和教学理念,但它不能放弃对人与社会本质需求的激发、引导和追求。 知识和技能的传授使受业者获得利益,并使大学获得社会的信赖,无论是精英教育还是大众教育阶段,人们都把大学当作升迁之门。但这种需求关系只是表面的,知识的更新照样要淘汰那些拥有学位的但没有好学精神的人,社会的变化照样要淘汰那些有优秀成绩但缺乏信念的人,生活的挫折有时可以轻易地摧毁知识的积累。但坦率地说,这些问题看来没有危及大学,大学总是踌躇满志,高等教育的旗帜依然在大学的上空随风飘扬。 关于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孰重孰轻的争议经常发生。其实,它们有不同的适用性,应该可以相互补充和结合。如果要有所强调的话,那是针对有所轻视的倾向,针对社会和个人发展中的问题而言。我国的基础教育有知识分科和应试导向特征,我们的高等教育(不是指具体学校)更以专业教育为特征,并有职业化倾向。这种特征提醒我们必须看到专业教育以外的问题,比如,如何帮助学生理解人生和社会问题,学会拒绝功利、利己、拜金和机会主义思潮,树立诚信、爱心、公平和服务精神,学会热爱生活、坚持真理和承受压力,懂得民族利益、国家命运和百姓疾苦,这些问题都超出了专业知识的范畴。再如,对于那些关注个人、追求物质、迷恋西方的学生,那些对集体和国家、民族文化与传统冷漠,缺乏精神与理想的学生,除了专业知识和技能,大学应该再给予他们什么呢?而这正是通识教育要针对的问题。 对大学使命的理解,还掺杂着一些更为实际的问题,比如,我们的大学已经熟悉了专业教育模式,课程、教师、学生、教学方式乃至管理体制和规章都已经铭刻了专业教育的印记,这是大家以为最轻便和高效的教育。转变这种教育模式将会带来麻烦,新的课程、新的教学方式等将会带来压力。所以,有时与其说是教育观念之争,倒不如说是利益之争,但观念之争更容易做一些。再如,学生及其家长经常会问“学这种东西有什么用?”或“学这种东西与我的专业有什么相干?”。他们太容易接受有具体用途的课程,有些学生宁可舍弃一些“无用的课程”而去校外参加各种证书培训,因为这会使他们在人才招聘中赢得优势。总之,教育工作者与受教育者各有自身的利益和计划,它们构成了大学内部的需求关系和自然生态,也对大学提出了重大的疑问: 如何理解大学的利益?如何构筑大学的理性?大学的使命如何认识和实现?这也是通识教育要面对的问题。 三、制定通识教育的实施策略 对于一所大学来说,推行通识教育需要一个全面的策略,需要遵循教育规律和自身的实际条件,设计专门教与学在课程与环境中的关系与调整办法。 推进通识教育需要有认识上的先导和动力。我们是否确实看到了挑战,包括国际化教育及人才竞争、市场经济意识、大众化教育、就业市场等对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大学传统和精神构成的挑战;我们是否确实看到了责任,包括为自己的大学提升建设目标、为国家的人才培养做出贡献的责任。推进通识教育需要有真实的动机,因为它是很实际的工作。口号与形式上的事情都容易做,但这不仅没有意义,而且会有副作用。换言之,认识上的转变是重要的基础,但也很难。动机和实践可以同步深化,但启动的意图要明确。 对于推进通识教育,每个大学都有自己的理解和态度。但对于中国社会的现状与发展,每个大学有共同的使命和义务,这是关于教育事业的义务,是讨论推进通识教育的最重要的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大学要努力为社会构建一种自己的大学教育理念。在这种理念中,大学承担着民族文化精神的继承和创新、为民族伟大复兴培养一代新人的神圣职责;在这种理念中,培养学生的思想精神是大学的首要使命,它不受其他功利需要的排斥;在这种理念中,专业教育必须具有良好的环境和前提,并发挥更有益于心智的独特作用,且不受眼前或局部利益的冲击。 对中国大学来说,推进通识教育将牵扯到系统的改革,所以它也是一个系统的任务。比如,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建设的任务,包括内容体系设置与课程结构调整等;通识教育课程管理制度建设的任务,包括课程来源、数量、审核、学分、选课、教材、教师的具体管理办法等;学生选课管理制度建设的任务,包括选课规则与考核办法等。 “如何建立通识教育课程体系”是推进通识教育的核心任务,而处理培养目标、内容体系与课程设置之间的关系是其中的难点,这需要我们有创新精神和科学办法。培养目标决定课程。耶鲁的通选课计划的目标“不是为了职业,而是为了生活”。为此,它开设人文教育计划课程培养学生宽容、尊重、公正和坦诚的精神,开设古代或外国文化艺术课程培养学生超越自己看自己的时代的能力,开设社会科学课程培养学生思考人类命运的见识和能力。总体上看,通识教育课程设置的基本特征表现在“宽度”上。首先是内容上的“宽度”,它给予学生不同领域的课程及观念、思想和方法,这适应于培养目标的“宽度”,比如通过了解社会与自己、中国与世界、传统与现代,拓宽视野和心胸,陶冶心灵和精神,热爱生活和社会,学会理解与合作,崇敬理性和真理;其次是学生的“宽度”,各类专业的本科生都可以修读这些课程。从这个要求说,综合性大学比较容易实施通识教育。 建设通识教育课程,需要有学科与师资的保障,要有一批各学科热衷于通识教育的优秀教师来承担课程,要有大批的教师支持和关心通识教育。显然,这也可能是我们沉重的建设任务,因为许多教师要承担不属于本专业或本院系的新课程,要有相应的管理体制和利益机制。同样的问题还存在于学生中,专业给他们带来太多的规矩,比如: 要想成为专家,就不要修读那些课程。所以,通识教育需要有相应的教学管理形态。我国大学通识教育的推进,从知识到课程,从教师到学生,从培养目标到管理制度,都可能要走“拓宽”之路,打破现有的体制局限。 中国的通识教育办法一定会在改革中形成和成熟,因为为了学生和社会的发展,一定会有很多教师愿意给这项工作提供帮助,并从中发挥自己的才华。我国大学的使命也一定会在改革中实现,因为我们不会等待,我们也不能等待。 【本文作者蔡达峰,原复旦大学副校长,现任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本文原刊于《读书》2006年第4期,并先后收录于《大学:为了学生与社会》(蔡达峰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出版)、《我们的通识教育》(蔡达峰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11月出版)。此次发表略有删减,未收录原文注释。】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责任编辑:韩少华 校对:刘威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通识教育 复旦 发展